刘钧燕 | “双减”能消除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吗
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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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教师工作负担
“双减”能消除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吗
刘钧燕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摘要：2021年7月以来，“双减”工作持续推进，校外培训经历了最严治理，意在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全国家长问卷调查显示部分家长依然坚持为孩子寻求学科类校外培训。访谈资料表明，课后看护型、日常辅导型等需求能被学校课后服务较好地吸纳；但“双减”对学生教育成长路径没有实质性影响，继续使用学科类校外培训是很多家长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升学择校型、培养优势型、未来发展型等需求会长期存在。因供给锐减，被挤压出的培训需求部分转向了地下，培训价格上涨而品质难保证，部分家庭因需求被抑制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可能成为治理的阻力。为持续推进“双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必须关照到需求侧：当前应正视合理的校外培训需求，指导家长理性选择和使用培训服务，并积极利用公共教育资源吸纳其部分需求；长远来看，想切实消减家长校外培训需求还是应着力促进义教校际均衡、推进中高考改革、提升职教吸引力。
关键词： “双减” ; 校外培训 ; 需求 ; 有限理性 ; 效用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9期 #质量与公平 栏目
作者简介
刘钧燕，博士，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教授，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工作专家组成员。
目录概览
一、问题提出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设计
四、“双减”前基于有限理性购买校外培训支持孩子学业发展
五、“双减”下家长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的态度与选择
六、“双减”下家长为何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
七、立足需求侧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建议
第九期 2023
一、问题提出
中国家长普遍将教育与孩子未来发展和人生际遇挂钩，寄予很高的期望。根据2021年9月开展的一项全国调查，84.1%的家长认为“孩子受到全面且良好的教育，是将来应对激烈社会竞争的最有效手段”，而且“小学或中学能否上好的学校，对于孩子的发展非常关键”（82.1%），为此，“家长需要尽一切可能为孩子提供最有利的条件，至少不能比其他大多数孩子差”（54.6%）（王卫东, 2021）。在高期望，高责任感的驱动下，寻求校外培训服务成了很多家长用以支持孩子学业发展的常用策略。“双减”工作严格压减、规范校外培训的供给侧，需求侧会如何变化？“双减”能消除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吗？为什么？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中期以来，家长以强烈的意愿，积极调用自身资源助力子女教育的趋势显现并日渐明显。英国的菲利普•布朗 （Phillip Brown） 教授以“家长主义” （parentocracy）来概述这种现象，并认为它是继19世纪后期的大众化浪潮，20世纪前期的精英主义（meritocracy）浪潮之后， 教育发展的第三次浪潮，表现为子女的教育机会日渐取决于家长的资源和意愿（Brown, 1990）。现代社会将教育建构成国家责任，但教育现实让家长越来越明白自己是调度整合各种教育资源的关键力量（沈洪成, 2020; 杨可, 2018），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对孩子教育成长负有关键责任（Doherty & Dooley, 2018; J. Liu & Bray, 2022），“在‘经济自由’‘家长选择’‘卓越标准’等口号的影响下……有能力为孩子争取竞争优势的家长都越来越倾向于这样做”（Brown, 1990, p. 78）。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教育。尤其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腾飞，社会剧烈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固化之势，教育对于个体向上流动的作用日益关键（史秋霞 & 王开庆, 2021; 易彬彬, 2020）。家长对子女教育的责任感也愈发强烈，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从时间精力到资源金钱都日益加码，以期帮助孩子在学业上获取竞争优势（杨可, 2018; 易彬彬, 2020; F. Liu, 2016）。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家长多方位助力子女教育的时代，激活调用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为子女教育发展与向上流动争取更多的机会（沈洪成, 2020; 李一, 2018; 史秋霞 & 王开庆, 2021; 赵同友, 2022）。
随着教育市场化，校外培训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扩张，家长除了供孩子上学外还为其购买校外培训服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教育现象（Aurini, Dierkes, & Davies, 2013; Bray, 2017; W. Zhang, 2021）。在中国，校外培训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在近三十年间完成了日本和韩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张薇, 2021），“双减”之前已扩张成为规模庞大、主体多样的市场。购买校外培训已成为中国家长基于教养责任助力孩子教育发展的常用策略（李一, 2018; 刘钧燕, 2021; 薛海平 & 师欢欢, 2022）。
（二）理解校外培训需求：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模型
随着校外培训的发展扩张，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校外培训需求，但绝大部分研究都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一些研究用“是”或“否”的二分变量来描述培训需求，一些研究用投入到校外培训的钱或时间来衡量培训需求，另有一些研究关注到培训需求的科目、类型等。但是，把校外培训需求当成一个整体的处理方式忽略了需求本身的复杂性及多变性，围绕需求的相关讨论也无法全面、深入。
事实上，相较于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市场的选择性更大，家长必须作出很多考量和选择以选定让孩子接受的校外培训服务（李一, 2018; J. Liu & Bray, 2020; Park, 2012）。并且，家长对于校外培训这样的付费服务享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可以自主地选择开始、更换、暂停某项培训服务。家长如何在校外培训市场挑选适合的培训服务，根据什么原则做出购买哪项培训服务的选择，又如何调整培训需求，是进一步深化校外培训需求研究必须厘清的关键问题。
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教育私有化和市场化让教育从公共产品部分地转变为服务消费者（即学生及其家长）的私人产品（Ball & Youdell, 2008; Lubienski, 2003, 2005）。校外培训是这种转变趋势的一种表现形式（Chan & Bray, 2014），家长是校外培训的消费者（Davis, 2013; Entrich, 2016; Tan, 2017）。由此，经济学的消费者选择理论被引进校外培训领域来研究家长选择和购买培训服务的行为。
消费者选择理论简言之是研究消费者如何在预算约束内选择一个消费组合来最大化自己的总效用（Dominick, 2003; Varian, 2010）。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可供消费的商品或商品组合进行排序，称为消费者偏好，效用是用于描述偏好的数学工具（Dominick, 2003）。具体到校外培训，消费者偏好指家长根据不同培训服务的效用做出的优劣排序，其中效用指校外培训在支持其子女学业成长方面的效果。家长对校外培训的偏好取决于诸如家长对孩子教育成长的责任感、期望，孩子的学业成绩、发展需求，学校情况，政策规定等因素。预算约束指的是在既定收入水平和价格下，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支付能力的限制（Dominick, 2003; Mankiw, 2006）。对于校外培训，预算约束不仅要考虑家庭收入水平和培训服务价格，还要考虑孩子可用的自由时间。总而言之，在校外培训市场，家长会基于自身责任感、孩子成绩等因素，选择是否购买校外培训，进而就可选的校外培训服务对支持孩子教育发展的效用大小进行排序，结合孩子的可用时间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的约束综合考虑后做出购买决定，并按需适时调整（易彬彬, 2020; J. Liu & Bray, 2020）。
消费者选择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消费者是一种“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被设想为具备关于其所处环境的完备信息，具备稳定的偏好体系和优秀的计算能力，能用某种一致的效用尺度，通过计算在备选商品中挑出哪样商品能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赫伯特•西蒙, 1989）。但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认识到这种全智全能的理性决策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在对完全理性模型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模型。
根据有限理性模型，当人们面临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无法知道全部备选方案，且由于自身计算能力有限，无力了解每一方案可能导致的后果时，做出最优选择变得不可能，因此人们试图做出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决策过程中，人们定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然后考察现有的备选方案，一旦发现了符合其要求的方案就实现了满意标准，不再寻找更好的备选方案了（赫伯特•西蒙, 1989）。
孩子的教育发展是一个延续很长时段、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过程。面对孩子教育成长过程中的选择，家长也不可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决策者，对孩子教育发展的支持，包括购买校外培训，是家长在责任感驱动下基于有限理性的一系列选择。“双减”工作的一系列措施是否会影响家长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效用的判断，进而影响其培训需求？本文将借助有限理性模型加以分析。
在市场中，供给和需求任何一方的变动都会引起市场调整，以逐渐达到新的均衡（Varian, 2010）。“双减”下，国家重点治理校外培训供给侧，压减机构数量，压缩培训时段，导致培训服务供给锐减，这必然会引起培训市场的调整，它会如何影响家长的需求？这也有待分析。综上，本文将借助有限理性模型，探讨面临“双减”下的供给侧治理，中国家长对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需求能否被消除。
三、研究设计
（一）解释性序列混合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解释性序列混合研究设计，即量化研究先行，后续的质性研究解释、深化量化研究部分的发现的一种混合研究（Creswell, 2012）。为了更充分地回答前述研究问题，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广泛地收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的数据，了解“双减”形势下，家长对于校外培训治理的态度以及对孩子校外培训安排调整的概况；接下来从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中，采取目的抽样法选择部分家长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用访谈数据进一步解释、深化问卷数据的分析结果。
（二）问卷调查2021年8月，围绕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识、对具体治理措施的态度、对校外培训必要性的认识，给孩子原有校外培训安排、对校外培训安排的调整，以及学生及家长的基本信息设计了包含18个选择题的问卷，并邀请了该领域2位专家审阅了问卷题目，问卷的内容效度良好。此后，邀请了不同年级、不同地区的城乡家长共9位通过问卷星参与预调查，其中6位家长的孩子当时在上培训班，2位家长从未报过培训班，1位家长之前曾报过培训班但已停止。为了估计问卷的信度，本研究随机打乱题目顺序，请这9位家长于3天内2次作答预调查问卷，以检查2次结果的一致性程度，结果显示问卷信度良好。预调查完成后，对这9位家长进行了认知访谈，以发现问卷题目中存在的可能影响作答的不足。
然后，基于预调查及认知访谈的情况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完善：除了个别字词句的打磨外，还为1个询问家长关于如何调整培训班安排的题目增加了1个选项“孩子目前没有培训班，但接下来要报班”，以保证覆盖各种可能的情况；另增加了1个询问家长对于“双减”政策的意见或建议的开放性问题供选答，最后形成一份包含18个选择题和1个开放题的问卷。
2021年8月末到9月上旬通过问卷星平台面向家长发放问卷，共收到来自除西藏、青海、宁夏外其他28个省市自治区的有效问卷3633份，样本覆盖义务教育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年级，覆盖城乡、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家长群体，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问卷数据使用SPSS软件分析。
“双减”是一项持续推进的工作，部分家长会观望政策执行的力度、学校教育的变化、同伴群体的反应等，再相应做出自己的选择，可能还会适时再调整。因此，为了更多更全面地收集相关数据信息，本研究拉长了数据收集时段，在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间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大连、镇江、温州、芜湖、兰州等十地的27位小学和初中家长进行了面对面或线上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并对其中8位家长进行了多次追踪访谈，每次访谈时长约0.5-2小时。访谈中详细地询问了家长对“双减”工作的认识，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想法，在“双减”前给孩子安排的培训班及其动因，“双减”以来对孩子培训班做了或计划进行什么调整，背后的考虑是什么。
2021年9月和11月，本研究还对上海9所、北京5所中小学校的校长进行了线上座谈，主要围绕“双减”政策下学校教育教学安排的变化，课后服务开展情况，以及学生校外培训参与情况的变化等展开座谈，以对家长数据进行三角互证。
所有访谈和座谈资料转录成文字后使用NVivo软件进行分析，对资料进行了三级编码。开放式编码帮助在资料中识别出尽可能多的概念；轴心式编码阶段着重建立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形成了6大类别：减负，教育均衡化，升学考试，教养责任，校外培训效用，培训需求；经过选择式编码，本研究选出校外培训效用作为核心类别，把所有其他类别串联起来，统领所有内容，发展出一个逻辑合理、具有解释力的系统性表述，来解释“双减”下校外教育需求的变或不变：即在教养责任驱动下，减负、教育均衡化、升学考试的变化（或不变）会引起校外培训效用的变化（或不变），继而影响校外培训需求的变化（或不变）。
四、“双减”前基于有限理性购买校外培训支持孩子学业发展
“双减”之前，国家已三令五申禁止校外超前超纲培训，不仅增加学生学业负担，影响身心健康，而且实证数据显示校外培训对学业成绩的提升并没有显著正向效果，甚至还可能有负向影响（张羽 & 黄振中, 2014; Lee, 2013; Y. Zhang & Liu, 2016）。但是，如有限理性模型所述，家长并不具备全智全能的理性。他们难以了解孩子教育成长的一切备选方案，更无法完全了解每一方案可能的结果，从而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对孩子教育成长最优的选择，而只能是尽可能寻找最满意的选择。在素质教育理念的影响下，随着就近入学等教育均衡化政策的推行、学校课程教学改革的推进、减负工作的加码，越来越多家长担心学校教育难以完全支撑起自己对孩子教育成长的期望，购买校外培训服务以助力孩子学业发展是家长在诸多不确定性下能负担起的较满意方案（J. Liu & Bray, 2022）。图1呈现了家长选择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常见动因类型及其占比（刘钧燕, 2021）。
五、“双减”下家长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的态度与选择
“双减”工作多措并举希望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尤其是学科类培训。本研究的调查问卷询问了家长在“双减”形势下打算如何调整孩子的学科类培训安排（单选题），39.3%的家长表示将减少或取消培训班，但也有28.2%的家长表示要继续现有培训班，更有9.5%家长表示要新报更多培训班，需求粘性明显，如表3所示。并且，需求粘性也呈现显著的群体差异：城市家长比农村家长更倾向于坚持对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需求，且生活在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的家长其需求粘性逐级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越可能坚持对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需求；“双减”之前给孩子同时安排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的家长群体需求粘性最大，超过一半（56.6%）会继续现有甚至新报更多学科类培训班。
六、“双减”下家长为何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
“双减”工作一手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一手严治校外培训，希望校外培训对于学生及家庭不再必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但上述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双减”形势下依然有部分家长执着需求学科类校外培训。校长座谈中，多位中小学校长表示“双减”确实部分抑制了校外培训需求，但抑制效果呈现群体差异：原先被动卷入而不是主动选择校外培训的家长，抑制效果更明显；原先仅借助校外培训来满足课后看护、日常辅导等诉求的家长，抑制效果更明显；但是部分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依然存在。下文将借助有限理性模型分析“双减”形势下部分家长为何坚持对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需求。
（一）学生教育发展面临的两大矛盾是校外培训效用的重要来源
访谈中有多位家长表达了类似“我心里支持‘双减’，但是现在的大环境不容许我这样做”的心声，追问缘由，教育焦虑未因“双减”工作而真的缓解是很多家长提到的直接原因，而他们提到的深层原因包括诸如对孩子上好学校的渴望、对孩子成才的期望、学习的竞争、社会的竞争、均衡化、减负、中高考的压力、被淘汰的隐忧、作为家长的责任等。进一步梳理发现，学生学业成长的教育路径，尤其是过程中的两大矛盾未因“双减”而改变是家长基于有限理性认为校外培训依然有必要的深层原因。
1. 力推均衡的义教升学政策与欠均衡的现实
一旦孩子进入学龄，家长就面临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愿望与上普通校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家长对好学校的渴望追根溯源来自于重点校政策。新中国建设伊始，各项教育资源稀缺，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国家先后出台《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意见》（1952年）、《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1962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1978年）等政策，在全国各地建成了一大批重点中小学（王善迈, 2008），在师资配置、经费投入、尤其是生源上给予倾斜。重点校教育质量随之不断提高，毕业生升入下一阶段重点校的比例更高，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好的生源，重点校与普通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王善迈, 2008; Zhao, 2014）。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为扭转不均衡的局面，1997年，政策明令“义务教育阶段不设重点校、重点班、快慢班”（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现实情况是，“重点校”这个词在正式文件中取消了，但各地政府还一直热衷于打造“示范校”“实验校”，它们以“名校”“好学校”“优质校”等名号在家长群体中口耳相传，影响广泛（王善迈, 2008）。此外，随着教育产业化兴起的民办学校，凭借招生自主权带来的生源优势和用经济利益吸引的优质师资，也进一步拉大了校际之间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高中阶段的重点校政策并没有终止：1995年，国家教委要求“在2000年以前分期分批建设并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5）；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各地要建设一批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性普通高中”，高中阶段重点校建设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好小学-好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是很多父母期望的子女教育成长路径，围绕这条路径的竞争无可避免（易彬彬, 2020; 张鹏, 2019; J. Liu & Bray, 2022; W. Zhang & Bray, 2018）。
升学是孩子教育成长路上的关键节点。曾经考试是升学的主要方式，但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推进，幼升小、小升初考试被取消，实行免试就近入学。通过成绩争取好学校的途径被堵，孩子很可能被就近安排到一般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对好学校的渴望与一般校甚至薄弱校的现实之间的强烈落差，很多家长不愿接受，择校动机由此产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 2018），并不断演变成了“择校热”（董辉 & 唐雅莉, 2018; 陆韵, 2020; Zhao, 2014）。家长极尽自身社会经济文化资本之所能，出现了以房择校、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优择校等多种形式（起司黄, 2020; 杨东平, 2012; 于忠宁, 2014）。校外培训可能打造孩子的优势，助力孩子以优择校，包括争取被点招和争取以特长生录取两种形式（熊丙奇, 2014; J. Liu & Bray, 2020, 2022），规避均衡化的入学安排。校外培训的这项效用被很多家长珍视并愿意为之付费，从而在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教育成长路上，在欠均衡的教育现实中为孩子争取一些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上的优势。
2. 不断减负的教育过程与竞争性不减的中高考
上学之后，孩子及家长会面临不断减负的学校教育过程与竞争残酷的中高考选拔之间的矛盾。“双减”是又一次的减负，家长对此并不陌生，只是它将减负由校内拓展到校内校外同时减。1955年教育部颁发了第一道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此后国家层面的减负政策不断发布，各地减负令也纷纷出台。作业、考试、在校时间通常是减负的对象。如2018年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严限小学各学段统一考试的次数，限制小学和初中的在校集中学习时长。“双减”再次重申减轻作业负担，严控各学段作业量。尽管“双减”也要求调控作业结构，提高作业设计质量，但现实是控量易而提质难，增效尚未可见（王月芬, 2021）。减负工作不断加码，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适得其反，家长焦虑也越来越盛。
“双减” 形势下家长依然焦虑的直接来源是减负了的学校教育能否满足孩子学业发展需求的担忧。用家长的话说，“没有作业没有短期考核如何判断学生对于学习的知识是否掌握，不能及时发现就无法及时纠错。根基不牢靠，试问高楼还能屹立不倒吗？”（芜湖-2年级家长）对于这些心怀忧虑的家长，校外培训具有补充学校教育的效用，他们为此付费购买。基于有限理性的判断，学校减了的通过校外培训来补齐，这是支持孩子学业的一种满意方案（樊未晨 & 姚宇, 2013）。
家长焦虑的根本来源是中高考的竞争和筛选。从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制度，到“211工程”“985工程”，再到当前的“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尽管高考一直在改革，但分数始终是“硬道理”，学生的考分决定着能读什么层次的高校、学什么类型的专业，进而影响他们的未来就业机会及长远人生发展。因此，无数学生及家庭全力以赴争取在高考的筛选中胜出。
中考同样是高筛选的。它首先关系到普职分流，例如，2020年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比是6: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2021）。普职分流其实不是新做法，1985年国家就已经提出了普职分流，“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中共中央, 1985）。普职分流符合个人发展的规律，是劳动力市场的客观需求，但由于就业市场中普遍存在学历“歧视链”，以及职业教育上升渠道不畅，很多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是“断头路”，读中职学校是考不上普通高中的无奈之举（樊未晨, 2021）。在普职分流中挤进了普通高中，又会面临重点校和一般校的差别。如前所述，高中阶段的重点校（或示范校）建设工作延续至今，省重点、市重点、一般高中的背后是教育资源的差异，结果是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录取率的差异。因此，中考的竞争性甚至比高考更残酷，学生及家长承受的压力也更大。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通常在让孩子享受当下乐趣还是着眼孩子长远发展的权衡中选择后者（易彬彬, 2020）。尽管减负能让孩子当下的学习变得轻松，但考虑到中高考的残酷筛选以及由此带来的差异化发展前景，家长不敢安心让孩子真减负。在家长有限理性的判断中，校外培训具有补偿校内减负，争取中高考胜利的效用，因此积极寻求培训服务，将减负从校内拓展到校外的“双减”必然无法得到所有家长的支持。
（二）坚持校外培训需求是家长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
综合起来，中国学生学业成长面临的教育路径及环境是：政策层面不断推进均衡化并持续推进减负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初中结束即面临高度筛选，或被分流至发展前景不被看好的职业教育，若能挤进普通高中，按分数被录取至重点高中或一般高中，享有不同的教育资源及升学机会；高考再次面临残酷竞争，一筛（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二分流（职业院校还是普通高校），三分层（顶尖高校、重点高校、一般高校、民办高校等），并影响后续就业机会。
得益于现代社会信息传输的便捷性，家长对中高考的重要性及其竞争的激烈程度都有深刻认识，出于对孩子教育成长的强烈责任感，调用家庭各项资源予以支持（沈洪成, 2020; 杨可, 2018）。相对于购买学区房、以权择校等方式，购买校外培训服务对大部分家长来说是更简便、更易负担的方式，因此被家长广泛地需求以助力孩子学业成长，如图2所示。校外培训需求能否如“双减”政策期待的那样消除或基本消除，根本上取决于孩子的教育成长环境是否发生变化，尤其是前文所述的两大深层矛盾是否缓减。
一方面，“双减”提出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其中一条是“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距”。事实上，国家及各地政府一直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21年已实现了县域基本均衡，但是距离校际均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双减”政策对于校际均衡只是提了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要求，并没有具体配套的措施和相应投入，短期内无法给好学校与一般校之间的差距带来实质性弥合。同时，“双减”也不涉及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因而对学生及家长面对的力推均衡的升学政策与欠均衡的教育现实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善，那么校外培训帮助孩子以优择校的效用也依然存在。
每一位家长考虑教育选择时是基于孩子个体面临的处境，相对于区域均衡，家长更关注的是校际差异。尽管政策目标很好，但就近入学对口校与目标校之间的差距何时能消弭，多大程度上消弭，通过何种方式消弭，这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家长无法就所有不确定的可能性做出科学的推断进而做出相应的教育选择。基于路径依赖，继续购买校外培训来部分弥补对就读学校的不满意或以优择校，是不少家长在“双减”背景下的满意决策，尽管也许非最优决策。例如：
“学校与学校之间必然是有差异的，但是我们买不起名校的学区房，也没有很广的社会关系，我的孩子没能进好学校，就在家附近一所很一般的小学，常常觉得愧对孩子……给她报培训班一定程度上是想尽量弥补这种差距，培训班是按成绩分班的，她在创新班，都是最优秀的同学，配的也是最好的老师。现在‘双减’了，它不管教育资源的分配，学校之间的差距还在，但不允许在周末节假日上培训班，这对我家孩子这类学生来说不公平，我们在想办法怎么继续。”（大连-四年级家长）
由于好学校大都集中在城市地区，相对于农村家长，城市家长对于普通校与好学校的对比感知更强烈，而且通常层级越高的城市，好学校越多，校际不均衡越明显，由此产生的择校动机或对现就读学校的不满意越强烈，校外培训的效用越显著，相应的升学择校型、补充学校型、培养优势型等校外培训需求就越强劲，印证了上文发现的从农村地区、到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家长在“双减”下对校外培训需求的坚持越执着。
另一方面，“双减”政策虽触及中考，尤其是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校的设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考竞争的程度，但是很多家长清醒地认识到竞争依然存在，因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如一位家长所言，“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不是所有学生想上就上。哪怕变成义务教育，那大家还是要拼好高中。无论学校怎么减负，怎么提倡快乐学习，最终中考高考都是选拔性的，竞争很激烈，不可能大家都上好学校。”（镇江-三年级家长）
中考和高考竞争不减，不断减负的教育过程无法实质性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家长焦虑，对很多学生而言，负担只是转移了，从校内转到校外，陷入“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社会致富”的怪圈。“双减”让减负从校内延伸到校外，对这类学生的影响很大，其家长对政策的抵触情绪也最强烈，在访谈中有家长直言 “双减”是“瞎折腾”“矫枉过正”“治标不治本”“舍本逐末”，甚至会“适得其反”，如：
“升学压力还在，就不可能消除家长压力，只会让压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不做好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不办好家门口的学校，‘双减’就是瞎折腾。”（杭州-初二家长）
“中考过早分流，高考难度不减，在升学依然是零和游戏的情况下，‘双减’是舍本求末。”（南京-五年级家长）
“‘双减’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试想哪个家长在不了解孩子的实际学习情况下能接受孩子无法上大学？小学不考试不排名，但是中考，高考呢？……现在方方面面的准备都没有做好，一下子就要‘双减’，给家长和孩子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茫然。”（兰州-四年级家长）
尽管中考后的普职分流以及高等教育的分层分类，符合人力资源开发的客观需求，但是家长普遍认为相较于“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的成长路径，过早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孩子未来就业和人生发展都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家长基于有限理性的判断，更希望孩子走一条相对更稳妥、前景更好的路径，虽未必是最优选择，但却是家长当下更安心也最满意的选择。因此，在中高考没有实质变化，学校教育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家长关于孩子教育成长的责任感和焦虑都不会减少，校外培训支持孩子学业发展的效用依然显著。对于这些家长，习惯性地继续使用校外培训是基于有限理性考量后的选择。
“有中高考在，不可能真正减负。哪个家长也不希望自己孩子上技校，将来活得没有尊严。你谈你的减负吧，我只想我的孩子一路上好学校，将来考北大清华。在这过程中，孩子愿意多学，我们家长愿意花钱，为什么不可以上培训班呢？”（北京-初一学生家长）
对这类家庭（主要是中产家庭）而言，“双减”政策限制了他们借助校外培训，而非特权、金钱或不正当手段，帮助孩子在残酷的升学竞争中获得优势的路径。“双减”形势下，他们对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执着，要么需要将时段调整到工作日的晚上，要么需要绕开政策秘密寻求培训服务。因此，“双减”甫一开展，就出现了换科目名称、换服务形式、换培训场所等违规培训行为，这一方面是培训机构求生存的需求，一方面也反应了家长的需求粘性。尽管，2021年9月教育部迅速补充出台了《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但部分家长仍未放弃，只是形式更加隐秘，寻找私人家教、小团体攒班是主要方式。例如，访谈中，一位芜湖的初三家长透露与几位相熟的家长攒班，高价聘请培训机构的老师上课；一位上海初一家长透露其通过私人关系，请到公办名校的教师为孩子提供有偿家教。
（三）供给侧治理引起的市场调整及其影响
“双减”前夕，在供给侧，学科类校外培训已基本覆盖各地和城乡，市场竞争和线上扩张降低了价格，大班课、线上课或录播课已成为平价教育服务；同时，不同班额不同类型不同价位的培训服务可满足不同需求。在需求侧，对很多家长而言，校外培训已成为其可公开获取、且能够负担的教育资源。同时，基于有限理性的判断，家长认为校外培训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较高效用，需求广泛而多样，并最终达成购买决策。从而，整个校外培训市场达成动态的供需均衡。
“双减”下，国家重点治理供给侧，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被极大压减，时段被大幅限制，培训服务供给锐减。在需求侧，一些培训，如满足课后看护、日常辅导需求的培训，其效用因学校课后服务而显著降低或消失，这类培训需求也相应大幅减少甚至消除。但是，如上文分析，“双减”对学生教育成长路径没有实质性影响，两大矛盾没有实质性缓减，因而校外培训在补充学校教育、打造竞争优势、助力升学择校或未来发展等方面的效用也不减。在责任感的驱动下，继续选择校外培训是很多家长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决策，尽管也许非最优决策，因此如升学择校型、培养优势型、未来发展型等需求在“双减”形势下依然存在。原有的市场均衡被打破，部分动因的需求依然强烈，但供给锐减，市场要向新的均衡调整。在调整过程中：
第一，培训服务供给锐减，增加了家长的搜寻成本，家长寻课、试课、换课等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激增；并且，供需失衡导致培训服务价格大幅上涨，如图3所示。访谈中，家长普遍反映“双减”以来培训课很难找，而且价格更贵，经济负担更重。
第二，需求旺盛而正规市场供给不足，被挤压出的培训需求部分转投地下市场，这必然会吸引更多从业人员提供隐形变异的培训服务。在地下市场，培训老师需要花很多精力躲避行政执法检查，且缺乏专业支持，培训服务品质下降。家长校外培训投入的信价比降低，可能引起对“双减”工作的更多不满。
“现在花了更多的钱，但品质还不如以前。‘双减’之前大机构一般都有专业的教研团队，另有专业的辅导老师负责批改作业并反馈，老师只需按照教研成果讲课。现在老师一人身兼数职，作业批改和反馈仓促，没有了教研团队的支持，虽然目前还能吃之前的老本，但过个一两年，这波老师的教学质量堪忧。你说这‘双减’不是添乱么？”（南京-九年级家长）
第三，校外培训价格上涨导致部分家庭的预算约束趋紧，尽管校外培训对其效用不减，也无力再购买培训服务，市场整体的培训消费数量有所下降，如图3所示。学生获取校外培训的机会愈发取决于其家庭的关系网络和经济条件，加剧了家长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焦虑。访谈中，这些有购买意愿但被价格“门槛”拦住的家长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和无奈，例如：“‘双减’必将造成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有钱人请私教，没钱的只能任孩子自生自灭。”（兰州-初一家长）“有条件的家长找私人家教，贫困家庭更加望尘莫及了，这不公平。”（广州-六年级家长）这类被抑制的培训需求及其隐含的不满情绪或成为校外培训治理的阻力。
七、立足需求侧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建议
首先，当前应正视家庭合理的校外培训需求，并让其有合规渠道可寻求公开的、规范的培训服务，让培训发生在阳光下。加强家长教育，帮助其提高风险意识，理性选择和使用培训服务。
第二，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积极利用公共教育资源吸纳部分校外培训需求。一方面，学校在保覆盖的基础上持续提升课后服务的品质，用特色化内容和活动提升对学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支持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基于自身特色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从而减少家庭对市场化培训服务的需求。
第三，孩子教育成长路径的实质性改善才可能从根本上降低家长有限理性判断下的校外培训效用，从而消减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因此，提升义务教育校际均衡水平，大力推进中高考改革，畅通职教学历上升渠道提升职教吸引力，是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应持续发力的方向。
（刘钧燕工作邮箱：jyliu@kcx.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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